历史学家章开沅在为《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所作序言中指出，“人物研究曾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但大多数都是研究领袖和其他各地头面人物，而且又大多是逐个孤立研究。现在已有逐渐增多的研究者把眼光下移，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已经初步显出绩效。我在20年以前就曾指出：‘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一个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
省城中等工业学堂“三杰”赵师梅、赵学诗、陈磊就不属于领袖和头面人物，不易引起研究者注意，史料也很缺乏，因之有关著述比较简略，也没有专门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发表。三人之中，相比而言，参加武昌起义、后来成为我国机电专家的赵师梅，其生平事迹略为引人注目，《无私奉献一身的赵师梅先生传略》虽叙述了其生平事迹，但侧重于其教育事业，对其辛亥革命的事迹则叙述比较简略，《辛亥革命人物像传》收录其生平事迹，有关他参加辛亥革命的史实仅有一百余字。
《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是目前传主最多的武昌首义人物传记，“三杰”之中，也仅陈磊收录于其中，篇幅也不到五百字。《黄冈籍辛亥革命名人录》为近百人作传，但陈磊传记却付诸阙如。上述传记虽记述了他们在武昌首义中的一些史实，但某些方面仍然语焉不详，一些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如陈磊参与何种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前，三人是否担任过革命团体的职务？在湖北地方革命政府建立和阳夏战争中，三人有何表现？尤其是，在这场革命中，三人是否只是论著所揭示的一般的参与者？其实，根据现有史料，笔者认为，“三杰”是革命军旗的绘制者、革命团体的重要骨干、武昌起义的组织者、革命政权组建的参与者，在武昌起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阐述他们在武昌首义中的表现，不仅有利于彰显其作用，而且有利于揭示革命领袖、骨干与革命青年之间、革命青年与这场革命之间的关系和特点，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革命团体的重要骨干
赵师梅，名学魁，字师梅，生于1894年，湖北巴东人；赵学诗，名学诗，字幻生，赵师梅同庚堂弟。1909年，兄弟两人同时考入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电机科，同入革命团体。陈磊，字树三，又字树汉，湖北黄冈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三兄，生于1890年，1911年肄业于省城中等工业学堂金工科（因反对学监无故开除同学而被开除），同年加入革命组织。省城中等工业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渊源于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今美高梅mgm集团2288前身），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又是洋务运动的重镇，近代工商业发达，近代教育体系健全，新式学校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宋教仁就曾在此求学。在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风云际会之中，武汉是一个中心。早在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就建立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在军、学界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后，建立同盟会湖北分会，派人到武汉进行活动。在学界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组织，如测绘学堂、文普通学堂、陆军中学堂等学校师生。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省城中等工业学堂至少有20余人（含在校和已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参加了革命，赵师梅、赵学诗、陈磊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曾在该校执教的李四光就是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胜利后，曾在湖北革命政府——湖北军政府中担任实业部部长。
在求学期间，赵师梅等三人与湖北革命党骨干邓玉麟等人交往密切，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如《黄帝魂》、《猛回头》、《烧饼歌》等，接受了革命思想，相继加入革命团体。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团体联合组织的，前者是本地革命组织，成立于1911年1月，由科学补习所几经演变而来，后者是1908年共进会在湖北建立的地方组织。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是一部分同盟会员为策动长江流域革命而在日本东京另行建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领导人刘公、孙武等人回国后在武汉大力发展会员。赵师梅兄弟加入的是共进会，赵师梅还是省城中等工业学堂共进会代表，即共进会在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负责人。相关史料在此问题上说法是一致的。至于陈磊加入哪个团体，史料有两种说法，一是共进会，来自赵师梅的几次回忆和辛亥志士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是文学社，来自辛亥志士童愚、王华国的回忆，《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陈磊传也采此说，并在注释中还特别提到，“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陈磊名列共进会，实误。”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则自相矛盾。张著称文学社成立时，“龚侠初、陈磊任调查，”为领导成员之一。但在随后介绍共进会时，陈磊却赫然名列共进会会员名单中。杨著也认为，陈磊负责调查科：“调查科龚霞初、陈磊”。但在介绍共进会机关同兴学社时，提到“赵师梅、赵学诗、费孟谦、陈磊诸同志常驻其中”。其实，最早的两份史料表明，陈磊确为共进会成员无疑。1912年阴历1月12日午时，陈磊在南京用餐，隔座有人擦拭手枪时误触扳机，陈磊为枪弹击中，顿时殒命。鉴于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孙武、赵师梅等人呈书副总统黎元洪，请从优抚恤。呈文说：“义士陈磊，以工业学生，素抱种族主义。去岁羁鄂垣，与玉麟等组织革命机关。”上海时事新报馆于1911—1912年编辑《中国革命记》，这是最早的辛亥革命史料之一，其第二十四册有陈磊的传记，篇幅很短。传记谈到，1911年春，陈磊退学后，“寓居同兴学舍（革命机关所），是岁暑假，君与胡君复同入秘密会，组织一切，君之力居多。”两份史料虽未明言系何种团体，但明确了他参加革命组织的时间和活动地点、接触的人物。玉麟即为前文所提到的邓玉麟，是共进会骨干，同兴学社为其所建立，作为共进会活动机关之一，赵师梅是同兴学社负责人，赵学诗协助其兄处理事务，陈磊在同兴学社寓居数月，与共进会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又与赵氏兄弟同学，加入其中应属情理之中。况且，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此时陈磊并未参与革命组织，不可能在文学社担任领导职务。章裕昆为文学社骨干，著有《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对文学社革命活动记载颇为详细，在谈到文学社成员时并未提到陈磊。所以，张国淦所著将其列为共进会名单中，则合乎实际。陈磊加入共进会后，“照料同兴学社，于文学共进两派之联合，最为努力。”而赵氏兄弟为经营同兴学社则有较大贡献：“此学社赖师梅、学诗等资助维持，至八月起义时尚存。”由此可见，赵师梅三人是革命团体的重要骨干，并非一般的参与者。
武昌起义的组织者
1911年春，同盟会策划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策划在武汉响应。5月初，接到黄花岗起义败讯，孙武等决定联合文学社，在两湖发难，而文学社也有联合共进会的计划。但两个团体领导人存在门户之见，几经周折，9月14日，达成在武昌起义的共识，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负责领导起义。赵师梅三人在组织领导起义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参与组织领导工作。起义领导机构成立后，决定分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准备。在军事方面，成立临时总司令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等为参谋，杨时杰等任内政，丁立中等任秘书，杨洪胜等任交通，李作栋等任财政，邓玉麟等传达命令。关于赵氏兄弟的职务，有两种说法，一是兄弟两人则与邓玉麟一样，作为命令传达人，负责将指令传达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其根据是赵师梅的回忆[8]。二是任领导机关中的会计。如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认为赵氏兄弟与梅宝玑三人是领导机构“会计”人员，[4]52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也采此说[9]。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部内设常驻军事筹备员，协助军事部署，陈磊即为其中之一，参与了制造炸弹等军事准备工作。此外，在沟通、撮合两个团体中，陈磊起了较大作用。除张难先在著作中表示赞赏外，前述孙武、赵师梅等上黎元洪的呈文也提到，陈磊与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等一起，“秘密运动，投稿各报，鼓吹民权，联络同志，筹措饷资，殚精竭虑，罔有推辞。孙、蒋有隙，和解不遗余力。凡我同志，无不敬佩。”在政治方面，革命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由刘公负责，另设常驻政治筹备员，协助起草文告，绘制军旗等政治事务。
二是绘制军旗。因赵师梅三人是工科学生，具备绘图知识，起义指挥部将此任务交给他们。军旗为十八星旗，红底黑星寓意铁血，象征暴力革命，十八星寓意十八个省。这是共进会总会在日本东京设计的。他们按照设计方案，绘制图纸，并请裁缝剪裁出20面军旗，其中18面存放汉口机关。10月9日，因孙武等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机关内起义文告、党人名册、军旗被搜去。10月10日起义爆发，民众为避枪弹纷纷逃离，赵师梅等人四处寻找裁缝，终于从裁缝处找到剩下的2面军旗，这样，武昌起义胜利后，鲜艳的十八星军旗飘扬在武昌上空。
三是参与武昌首义。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制造炸弹失事，清军获得党人名册，四处抓捕，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俘，翌日晨被杀害。在紧要关头，赵师梅三人冒着随时被抓捕的危险，于10月10日夜从同兴学社分途前往陆军中小学、二十九标、测绘学堂传达指令，约定同时并举，赵师梅兄弟先后返回时被抓捕，与房东一起被警察关押，幸亏当晚工程营打响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负责关押他们的警察逃逸，兄弟两人才重获自由。
革命政府组建的参与者
有关赵师梅三人革命活动的史料很少，根据零星的资料，可以看出，赵师梅、陈磊曾参与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光复后，革命党人在阅马场咨议局商议组建军政府，推举都督。起义前革命党原推定的都督刘公在汉口，此时汉口尚未光复，不能到任，总指挥蒋翊武在10月10日武昌小朝街85号总机关险些被捕，出逃未归，参谋长孙武10月9日因炸弹爆炸受伤，其他重要人物或被捕，或被杀，领导起义的多为下级军官，资望不高，同盟会领导也无人在汉。为稳定人心，争取各地响应，急须成立革命政府。首义的领导者们派人找出地方头面人物，商讨对策。二十一协统黎元洪等旧军官、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被革命党人觅得，其中汤化龙就是由赵师梅、陈磊找寻而得。赵师梅、陈磊还参与了组建军政府的商议活动。各界集议的结果，是推举黎元洪任都督。虽然黎元洪在军界负有清誉，但他反对革命。革命党人此举实出于无奈，目的是以这个“大人物”来号令天下。但黎元洪起初害怕“造反”，不愿就任，革命党人刚柔并用，尽力说服。陈磊为此作了大量工作。
史料记载，“黎元洪自到咨议局后，两日未食，亦不与人交言。经蔡济民、甘绩熙、陈磊等连日劝慰，意稍活动。陈磊以黎尚蓄发辫讽之，黎作色曰：‘你们年轻人，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去辫子，我前在营中，并下过传单，令士兵愿剪者听，明日我剪去就是。’众鼓掌称快。群知都督之心已决矣。”这段史料十分生动，刻画了黎元洪胆怯、矛盾、圆滑的形象，而陈磊的智勇双全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武昌光复后，城内残存反动军队，也混杂着清军奸细。军政府成立后，陈磊先后任中央稽查员、军务部稽查员，与李翊东等侦查到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等奸细、侦探，捕获数人，予以处决，对维护武昌秩序和革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昌首义后，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清廷为扑灭革命，派北洋军南下。自10月18日至11月20日，湖北革命党人与之进行殊死搏斗，这就是武汉保卫战，史称阳夏战争。其中10月28日，著名的革命家黄兴亲临武汉，随即任战时总司令，指挥武汉保卫战。赵师梅三人都参加了战斗，赵学诗、陈磊随黄兴上汉阳前线，负责后勤保障，陈磊任总司令部金柜科科长，赵师梅率兵上阵杀敌。由于民军多为临时组织起来的新兵，人数与装备远逊于北洋军队，所以战斗十分惨烈。从零碎史料中可以看出，赵师梅三人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反攻汉口失利撤退时，他（指李翊东）和赵师梅一起负责断后，破坏浮桥。……十一月二十六日，敌军炮火猛烈，攻占了龟山，炮轰司令部，情势危急。而援鄂湘军王隆中部却自行撤走，部队伤亡严重，指挥官牺牲也多，兵士无人统领，一时形成溃退局面，司令部亦有人仓惶逃离。此时，父亲和赵师梅、张振武、吴兆麟等临危奉黄兴之命，负责在两翼督阵，坚决不许后退，从早至晚浴血奋战，终因伤亡惨重，又无援军，都督府命令撤守武昌，部队才有秩序地撤退。”在战火纷飞的武汉，赵师梅三人与民军一起坚持奋战一月之久，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赵师梅本人在战斗中受伤。
阳夏战争结束后，黄兴离汉赴沪，赵师梅与陈磊跟随，后来又一起赴南京。1912年民国成立，孙中山从参加武昌首义的志士中选拔一批出国留学，为将来国家建设服务，赵师梅被派往美国，赵学诗按计划应在第二批派出，但不久袁世凯秉政，出国被取消。1913年，根据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的要求，湖北革命党人上报起义功臣名单，将功臣分为甲、乙、丙、丁四种，赵氏兄弟名列甲种功勋者，而陈磊却在1912年死于非命。
